而按照征收法理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是征收请求人。
相对于1975年《宪法》而言，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形象的规定有沿袭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1)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
从层级的角度看，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形象依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剩下的形象只有人民，而且是需要帮助的人民。以上相异的四个方面表明，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是多维的、立体的、交错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
与13世纪的《自由大宪章》相比，17世纪的《英国人身保护法》所规定的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人的血统以及因血统而产生的身份消失了。可见，三个时代的西方宪法所规定的三种形象，同样在三个时代的中国宪法文件中依次出现：清朝末年的宪法对应于13世纪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它们规定的人分别都突出了人的身份与血统。在此期间社会不断处于剧烈的转型之中，各种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宪法修正案嵌入宪法文本，沉寂的宪法解释制度和粗糙的宪法监督制度无法打通宪法文本中历时态的价值衔接，因此中国宪法存在价值断烈和价值突变的双重困境。
……没有任何东西比比规定臣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多少财产，更需要智力与谨慎了。税收正义由租税法定和平等课税两项基本原则组成。[4] Blacks Law Dictionary(Minnesota:West Publishing co。而且国家机关所下达的征税决定，除因国民或居民表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或变更之外，应受合法性推定（具有先定力），相对人不能否认起效力。
3）、政府之岁入、岁出应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原则则以法律所定。人民主权的理念要求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经由人民的同意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国家征税权力实质上关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划分，亦关乎到国家用什么样的权利组织架构来实现和表达人民的意愿问题。
日本著名学者北野泓久以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宪法为根据提出，在租税国家体制下，租税的征收与支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作为纳税人的人民享有对符合宪法目的的租税的征收与支出而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由于中国的现行宪法和相关普通法律，均没有明确的关于税的法规范定义，因此要厘清宪法上的税的意涵，只能借助法比较和法秩序的研究方法，并以价值来涵摄事实才能达致，否则拘离于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僵化地主张法只能从法中探究，则无异于缘木求鱼。现代宪政国家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形式法治主义的一般要求，而追求以人性尊严为中心的实质宪政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基础上阐述税收的正当性，认为税收是一种资源转移，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强制性分配活动。
有学者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来理解税权，认为国际法上的税权是一国对税收事务的管辖权即税收管辖权，国内法又分为国家和国民的税权。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性的特点。罗伯特•诺齐克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若上述主张成立，则意味中国宪法承认个体人格的完整性、自治性。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夫妇、罗伯特•诺齐克等学者，以及其他一些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如布坎南和图洛克等。个中原因可能林林总总，但择其要者而论，可归结于制度供给的瓶颈和法治实践需求的匮乏。
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使人大对行政机关的财政监督流于形式，使公民和企业的财产权益难以收到严格保障，也使税收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13] 参见毛寿龙著：《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7]转引自许炎：《论赋税与宪政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近代立宪主义的重要目标，更是现代宪法的基本使命。德沃金提出一个保险计划，而赋税可以定义为一种独特的保险。宪法草案的这些规定，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庄严的责任感，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民自然要把对国家的义务看作自己应尽的天职。我国当下征税权力的主要病灶是人民代表大会税收决策权、立法权的孱弱，行政机关税权的过度强势，以及司法机关审查权力的及其有限，造成了我国税收权力横向配置的倾斜性地严重失衡。
[39] 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04页、[40] 参见许志雄、陈民详等：《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352页。此种国家履行一些功能时涉及种种成本，因此必须征税，而且各种税收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再分配性质，因此征税必须也保留在最低水平上。
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征税权力作为国家财政权力的一种，在其横向分配上，国外通行的理论主张遵行财政议会主义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之政府行为，应得到议会承认。
当时认为国家具有不容置疑的人民代表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公仆。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了授权立法条例，由于授权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授权立法的泛滥。
[2] 严振生编著：《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又比如，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人作为基础性理论预设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在阶级社会，不是个人先于社会，而是社会先于个人，权利的社会性是压倒个人性的，纯粹的个人权利并不真实。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取得征税权，那是基于社会契约的约定，即国家承诺将人民所纳之税用于公共福祉和权利保障。2）税收义务的大小与私人财富的增减是成反比例关系的，因此宪法文本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包括所有权制度、征收、征用制度等）的安排可以反证税收义务条款的价值取向。
以宪法视野为关照，来研究税的有关问题，是当下中国宪法学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中国当下出现了一种宪法安排的国家结构形式制度失灵，而必须依赖政党制度来补充支撑的问题，该问题集中体现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地方诸侯并起等现象。
[35] 参见李刚、周俊琪：《从法解释的角度看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与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商榷》，《税务研究》，2006年第9期。这一思想在《世界人权宣言》被阐明为所有人生而自由，而且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36]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具体到国家的征税权与国民的纳税义务，国家其实是作为主权者--人民自愿组织的政治团体，所以维持国家及其活动的必要经费乃国民的共同费用，应由国民自己承担，但国家征税应以国民的同意为前提。
从法治实践需求的角度而言，各种税收立法、税收公共政策、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活动，习惯上被归结为部门法学、财政学的领地，宪法人只是雾里看花的局外人。[14] Richard Epstein,Taxation in a Lockeam World。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27] 参见：涂四益，《五四宪法之公民权利义务规范的特点》，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基于普遍的人权保障原则，某些纳税人在满足税法规定条件下享有免除缴纳义务的权利，具有潜在纳税能力的纳税人对国家特定支出不应享有特别请求权，整体纳税人只是仅一般公民义务。中国大陆的张守文教授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种构成要素皆必须只能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
还有国家规定基本事项法定的同时强调其他金钱给付性质的负担也必须法定，如爱沙尼亚宪法第113条规定，国税，义务性纳金、关税、强制性保险的罚金和支付款项均由法律规定。在一个民族众多、地区发展部平衡的大国，中央的治理必然面临因交通、通讯限制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关具体治理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更需要大量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因此中央与地方的适度分权是客观必要的。
不确定性导致了法官成为法律的代言人，进而戳穿了一个亘久的伪意象：重要的是威严的黑色法袍而不是它遮蔽之下的个人。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则不承认这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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